從人口數量到人口質量,從人口紅利到科創紅利,是中國經濟發展下一個十年的重要考題。
2019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一則數據:2018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1523萬人。這一數據的公布引發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之所以關注,是因為在出臺了“二胎”政策以后,全年出生人口的數據并沒有出現預期中的增加,反而在2017年1723萬的基礎之上降低了200萬人。
由此引發了各界對于中國人口問題的擔憂,尤其一些網絡自媒體采用了駭然聽聞的標題來分析——毋庸置疑,中國人口問題被外界過分夸大了。雖然中國人口確實面臨著增速減緩的事實,但中國的人口問題,需要與中國的產業結構變化、人口結構變化等深度結合起來研究。
本文約9000字,將提出并深度論證一個新的命題:科技創新,為什么是應對中國人口問題的最佳路徑?
據人口學家估計,根據目前育齡婦女的生育水平,中國人口將在2026-2027年達到峰值,然后持續下降,20年后全年出生人口將降低到目前的三分之二以下。
出生人口的減少,帶來的是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第一個影響是“老齡化問題”。目前我國 60周歲及以上人口24949萬人,占總人口的17.9%,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16658萬人,占總人口的11.9%。我國的老齡化呈現出“未富先老”的格局。歐美發達國家以及日本用了漫長的時間,慢慢進入了老齡化社會。而我國則在較短時間快速進入老齡化社會,經濟社會乃至文化將受到沖擊。
第二個影響是勞動人口比重的降低。目前我國16至59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89729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4.3%。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自2012年起,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和比重連續7年出現下降,7年間減少了2600余萬人。受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的影響,勞動力供給總量下降,2018年末全國就業人員總量也首次出現下降,預計今后幾年還將繼續下降。
要知道,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的起步正是依靠中國人口紅利。制造業成本的升高引發了各界對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的普遍擔憂。
從2008年以來,我國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快速提升。根據學者測算,2001-2010年全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以下簡稱人均工資)從10834元提高到36539元,年均名義增速為14.6%,實際增速為12.4%;從2005至2011年,外出農民工月平均工資已增長到2049元,與2005年的875元相比增長了一倍多。根據中國社科院2014《產業藍皮書》,2003-2010年,中國勞動力報酬增長了266.7%,不僅僅高于工業化國家50%以下的增速,也高于印度的100%、巴西的182.2%。
從2008到2016年,中國城鎮制造業私營單位人員平均工資復合增長率分別為12.5%。這一增速遠高于物價指數的增長幅度,也高于制造業的人均產值的復合增長率10.9%。當然,導致勞動力成本升高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勞動力供給總量在逐漸減少是其中最為主要的因素。
從國際比較看,我國的制造業勞動力成本增速要遠遠大于其他國家。2000—2015年,中國制造業小時勞動力成本增長了5倍,年均增速為16.5%。同期美國、日本和德國制造業小時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速分別為3%、2.9%和5%,巴西、墨西哥和菲律賓年均增速分別為8.2%、2.5%和6.4%。
在低生育率的現狀之外,中國已經進入了低生育意愿社會,這是社會經濟文化轉型的后果。在挑戰面前,中國應該如何有效應對人口問題對經濟、社會和文化帶來的影響呢?
所有人都在關心,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局面下,會不會出現制造業的外遷,造成中國經濟空心化。事實上,從2008年以來就有學者提出了中國進入了劉易斯拐點,即中國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從2008年到今天中國經濟依然維持了高速增長。有分析人士指出,“勞動力成本成倍的情況下,中國的制造業依然保持了競爭力。中國各種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出口的比例,2012年這個比例是20.4%,2017年這個比例是20.1%,基本上沒有什么變化。”
那么是什么克服了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劣勢,使得中國制造業依然保持了競爭力呢?我們不能忽視這十余年中國制造業發生的巨大變化。
簡單講,科技創新、技術進步導致的中國制造業的產業升級,是維持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中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開始從依賴人口數量向依賴人口素質轉型。
改革開放初期興起的中國制造業,主要是依靠勞動力價格低廉、依靠各個地方政府的優惠政策,主要依靠“三來一補”的外向型加工模式,在國際產業鏈條中處于底端。經過十幾年的艱難轉型,低端制造業開始慢慢出局,制造業已經進入了中端,并開始向高端邁進。
這個過程中重要的因素是科技創新帶來的技術進步,促使生產模式的變革。
中國經濟結構在逐步改變,高技術行業替代了傳統產業的份額。我們來看中國高技術行業在2000年以后的飛速發展。
資料來源:《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2017)》
2015年,中國高技術產業主營業務收入突破了13萬億元人民幣,占制造業比重達到14.1%。同時,高技術行業出口總額占制造業出口的比達到了25.8%。從國際對比來看,中國高技術制造業的出口額也要遠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2017》
我們來看中國高技術行業的主要內容,下面是我國2015年高技術行業五個大類的比重: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56%;航空航天制造業,2.4%;醫藥制造業,18.4%;醫療設備及儀器儀表制造業,7.5%;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13.9%。
電子信息制造業,在中國高技術行業崛起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也是中國高端制造業的主要類型。中國是全球電子信息產業的重要一環,扮演了世界工廠的角色。
據人民日報報道,2017年中國生產手機19.2億部,計算機3.1億臺,家電31.8億臺,分別占全球產量的75%、95%和85%。
高技術行業發展的重要特點是在地理空間上形成了高度發達的產業集群。比如,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在東部沿海省份有極高的集聚度,其收入占到了全國總收入的78.5%,其中僅廣東、江蘇兩省在全國的占比即達54.6%。目前,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我國在芯片、操作系統等領域擁有一批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和產品,并在一些領域實現規模化應用。
當然電子信息制造業也是重要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勞動力成本的壓力之下,開始通過“機器換人”的方式應對勞動力成上升。
實際上,生產過程的自動化、智能化和數字化已經成為了全球制造業產業升級的主導方向。勞動力短缺引發的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是制造業自動化的重要推力。日本勞動力嚴重不足,政府大力推動機器人產業的研發和應用。日本飛速發展成為了工業機器人研發制造大國。制造業領域大量應用機器人已經成為了產業發展的趨勢。
根據IFR的數據,2017年全球工業機器人使用密度為85臺/萬人,在2016年的74臺/萬人的基礎之上繼續大幅度提升。
中國緊緊把握住了這次轉型的機遇,以猛烈的勢頭實現制造業自動化、智能化和數字化的趨勢。中國制造業的自動化速度十分迅猛,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約占全球市場份額三分之一,從2013年以后就成為了全球第一大應用市場。
截至2018年上半年,國產工業機器人已服務于國民經濟34個行業大類,107個行業中類。
中國制造業使用工業機器人密度,已經從2009年的10臺/萬人發展到了2017年的97臺每萬人,高于亞洲平均水平的75臺/每萬人。不過,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與世界最高水平相比。韓國是710臺/每萬人,德國是322臺/每萬人,日本308臺/每萬人。
同時,中國的機器人研發制造業也迅猛發展,進一步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生產國。根據IFR的數據,2017年雇傭機器人出貨量前五的國家依次是中國、日本、韓國、美國、德國,共占全球銷量的約73%。
另據工信部數據統計,2017年中國工業機器人銷量突破12萬臺,市場規模達到42.2億美元,可以說全球每生產三臺工業機器人,就有一臺誕生在中國的生產線上。
從全世界的數據來看,應用工業機器人最廣泛的行業是汽車行業和電子行業。2017年33%的工業機器用于汽車工業,其次電子工業使用了32%的工業機器人,也正是電子行業大量使用機器人,導致了工業機器人應用率的大幅度提升。
第三則是金屬和機器制造行,占比12%。此外,其他行業使用機器人的速度也在逐步擴展,并且增幅要高于電子和汽車行業。也就是說,工業機器人的應用從汽車、電子行業向其他行業擴展。
中國制造業的自動化、智能化升級過程不僅僅局限于電子產業,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動下,各地都陸續開始“機器換人”計劃,汽車、電子制造業是主要行業,并擴展到制造業諸多行業。
2015年5月,國務院發布《中國制造2025》指導性綱領,明確了十大關鍵領域,提出推進生產過程智能化;工信部出臺了《智能制造工程實施指南(2016-2020)》和《智能制造發展規劃(2016-2020)》,提出“十三五”規劃實施期間實現有條件、有基礎的傳統制造業基本普及數字化,全面啟動并逐步實現智能轉型,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到72%,關鍵工序數控化率達到50%,數字化車間/智能工廠普及率超過20%;《機器人產業發展規劃(2016-2020年)》則規劃2020年實現中國工業機器人密度超過150臺/萬工人。
浙江省從2012年開始推行機器換人計劃,據浙江省經信委調查,2019年前4個月該省已完成工業技改投資1166億元,同比增長37.3%。技改投資占工業投資比重達60.6%,比去年同期提高了7個百分點。據省經信委數據統計,2013-2017年,全省規上工業人均勞動生產率累計提高51.2%。
浙江推進企業智能化技術改造規劃,到2022年,浙江要實現規上工業企業和18個縣市中小企業智能化改造覆蓋面達70%以上,20億元以上企業智能化水平全國同行領先占70%,智能化改造診斷服務實現規上工業企業和塊狀經濟中小企業的全覆蓋。全省在役工業機器人到2022年要達15萬臺以上,工業機器人密度達到200臺/萬人,骨干企業裝備數控化率達65%以上、機聯網率達55%以上,建設一批數字化車間、智能工廠示范典型,勞動生產率年均提高7%以上。
佛山市實施了“機器換人”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達300家,應用機器人超6000臺,主要應用于汽車制造、陶瓷、家電、機械以及金屬材料加工行業等領域。
東莞市市長接受媒體采訪時說,自從實施“機器換人”以來,到2018年累計投入9.1萬臺(套)機器,減少用工28萬人,勞動生產率提高了2.8倍。同時他還提到東莞市有510萬產業工人。
據媒體報道,富士康昆山廠區已利用機器人技術,將工人人數由11萬人削減至5萬人,減幅高達54%。郭臺銘透露,鴻海在10年前就決定要用機器人來取代人力,公司內部計劃在5年內,將工人裁減80%。
我們還可以根據更多新聞報道了解一些企業進行機器換人和產業升級的細節信息:
在永康,眾泰控股集團引進了12臺全自動智能焊接機器人,生產線員工從120人減至30人,產品一次性合格率提高至99%;在嘉興,天之華噴織有限公司依靠從日本和德國引進的設備,極大地控制了人力成本,僅工人工資,一年就少了1700多萬元。在永康,眾泰控股集團引進了12臺全自動智能焊接機器人,生產線員工從120人減至30人,產品一次性合格率提高至99%;在嘉興,天之華噴織有限公司依靠從日本和德國引進的設備,極大地控制了人力成本,僅工人工資,一年就少了1700多萬元。
電子信息制造業代表了高技術行業,可以通過生產過程自動化、職能化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帶來的危機,那么傳統制造業是不是就無法應對人口紅利消失帶來的沖擊呢?或者說,科技創新能否應用于傳統產業?
我們分析下紡織產業是如何應對勞動力成本上升并實現了產業升級。紡織業是我國傳統制造業的典型代表,也是我國重要的出口商品。紡織業是受勞動力成本上升影響最大的行業,從2008年以來就出現了紡織業勞動力成本升高,一直存在著“中國紡織業必然向海外轉移”的聲音。
但是從統計數據來看,從2008年以來,我國的紡織業依然在高速增長,并且在國際上依然占有極高的比重。
數據來源于網絡整理
一方面,紡織業確實出現了產業向海外轉移的情況。但是,我們也看到國內紡織業自身的升級和轉型。紡織業加大了科技技術改進的力度,主要是利用先進的設備,提高生產的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
紹興飛日棉是一家紡紗企業,目前擁有7萬多錠產能。紡紗前道設備清花機和梳棉機兩臺設備每班需要6名員工操作,按“三班制”計算,企業需要配備18人。飛日棉投資300多萬元引進了清梳聯合機,一班僅需一人看管。后來還投資數千萬元引進35臺集體落紗的細紗機、15臺德國和日本產自動絡筒機等紡紗設備。
寧波諾布爾制衣有限公司則因為引進了120臺電腦織機,工人數量從前幾年的800人減為現在的幾十人。總經理朱飛龍透露,每臺織機一天12小時可織10件至15件毛衫,一個工人可以管理4臺這樣的機器,120臺機器抵得過700個工人,而且機器可以24小時工作。按現在工人工資算,使用織機一年可省下2000萬元。
生產環節的科技投入改變了既有的產業發展模式。我們可以用一個具體案例來看這個過程。
浙江省海寧市許村鎮是中國最大的家紡裝飾布生產基地,也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時尚布藝生產基地,2016年家紡產值超250億元。這樣的“一鎮一品”構成了浙江省民營經濟的主導模式,具有著以下典型特征:
第一,從鄉村興起。海寧許村鎮的家紡產業從鄉村成長起來。在改革開放初期,隨著人民公社解體和包產到戶,家家戶戶利用自家房屋、勞動力,購置簡易的機器設備發展了起來家庭織布業。剛開始是織被面,19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被面被市場淘汰,開始利用織造被面的提花技術和設備轉型生產提花面料,在此基礎之上逐步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家紡裝飾布生產集群。
第二,產業集群,“一鎮一品”。許村鎮是全國乃至全球的家紡裝飾布生產集群,主要產品是窗簾布、沙發布和其他室內裝飾布。目前已構筑起了以織造為主,后整理相配套的家紡裝飾布生產協作體系。
傳統產業集群的特點是,從業者眾多,但是企業規模小,甚至許多都是家庭作坊。生產主體之間依靠社會網絡合作。據不完全統計,全鎮家紡企業9200余家(含個體工商戶),其中規模以上家紡企業(含后整理)153家,產值億元以上家紡企業28家。許村鎮總計約10.6萬人,家紡產業的從業人員總計6.3萬人。
第三,傳統產業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依靠從業者的高強度勞動獲得微薄的收益。家庭織布業主要使用家庭自有勞動力進行生產,24小時不停。
我在許村調研時經常會有人告訴我一個詼諧的說法,這里家庭織布的夫妻都是“樓臺會”。意思是夫妻二十四小時兩班倒,只有在交班的時候,夫妻能夠在上樓的樓臺上見到一面。
目前這樣的傳統產業模式已經在發生轉型:其一是生產設備的自動化、數碼化;其二是通過“互聯網+”實現產業的高端化。
我們先來看生產自動化過程。2012年家紡產業開始機器換人,引入了數碼電子織機,逐步實現生產環節的自動化和智能化。目前,進口數碼織機的價格大概在八十多萬元以上;國產的價格也在四十多萬元。到2016年底,許村家紡企業引進國內外高檔數碼織機近5000臺。
許村鎮的機器換人得到了浙江省、海寧市的政策支持。根據海寧市的數據,海寧市2018年用于獎勵資金達2億元,受益企業459戶,充分調動全市企業機器換人積極性,共實施“機器人+”項目512個,新增工業機器人362臺套,完成投資128.98億元,規上工業全員勞動生產率18.61萬元/人,同比增長10.4%。
“機器換人”本身就是應對勞動力缺口的重要方式。從2008年以后,家紡產業就面臨著極大的勞動力緊缺。由于生產過程十分辛苦,據當地工業部門的一項調研,只有極少的從業者愿意讓自己的子女從事這個行業。
引入數碼織機的第二原因主要是出于產業升級的考慮。數碼織機能夠極大提高產品質量。通過引入先進的設備,許村鎮具備世界上最先進的家紡裝飾布生產能力,從而也具備了參與高端的國際競爭的能力。
我們以具體企業為例。一家位于當地工業園區的企業,從2007年就開始陸續替換成電子龍頭,現在電子龍頭52臺,購買數碼織機的優勢是保證產品質量。由此,該企業成功打入了美國市場。
瑪雅布藝已經是國內現代風格軟裝的知名品牌,在產品鏈上進一步發展到了整體軟裝家居,也就是在一定的硬裝基礎上,能夠為客戶提供一整套軟裝方案。這些設計方案的實施,建立在高端生產能力的基礎之上。
目前,許村鎮的先進織機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土耳其,從而奠定了許村在家紡產品生產領域的世界領先地位。傳統產業的基本模式發生了巨大變革。高端設備的引入,使得許村家紡產業成為了一個時尚產業。使得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變成依靠資本投入,依靠技術革新的新型產業。
我們再來看家紡產業“互聯網+”發展的過程。傳統紡織業必須要與互聯網進行有機整合,才能形成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的電商模式,逐步形成新的產業形態、商業模式以及經濟增長點,帶動并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制造企業從提供產品制造向提供產品和服務轉變。
2015年成立的“簾到家”,是國內首家窗簾O2O模式平臺,就是想進一步打通上下游產業鏈、制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壁壘,在加速海寧家紡轉型的同時,去中間化、去庫存,實現集群抱團發展。
海寧市家用紡織品行業協會會長曹咬強透露,“海寧簾到家產業互聯網平臺在短短兩年間取得飛速發展。目前擁有國內一線布藝品牌生產企業59家,線上呈現1100多個產品系列。2016年,線上交易額達1.73億元,線下銷售超過5億元。”
以網絡平臺為銷售載體,以線下服務網點體驗為據點。目前“簾到家”已經建立了三個網絡平臺——京東、天貓和自建平臺。線下服務網點借助分布在全國各地的許村家紡經銷商開設的門店的加盟,并利用這些線下平臺為網上下單的客戶提供服務。
許村的每次轉型和發展都充分利用了既有的優勢資源。而簾到家的“O2O”模式,也是建立在許村目前的生產能力和銷售網絡的基礎上。
進入網絡時代的家紡營銷模式進一步對生產模式產生影響,標志著從批量化生產走向量小、轉型靈活的產品生產。家紡產業逐步從傳統的批量生產走向了“訂單量小、變化快、個性化需求越來越高、多元化”的市場特征。在簾到家的下一步規劃中,客戶還可以自己設計、定制窗簾。
從事家紡產業多年的家紡城董事長認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時尚產業,變化太快,每個產品都不一樣”,用另外一個家紡老板的說法是,目前家紡生意已經變成了“剪刀生意”,以前是上千米的賣,現在是幾米幾米的賣。
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許村鎮“完全具備生產符合歐洲標準的一流產品的能力,缺的就是銷售能力、包裝能力,研發創新能力。”如何補齊這個短板?為了更好的推動研發創新能力,在政府的支持下家紡產業也在以下方面發力:第一,加大設計研發能力;第二,知識產權保護。目前許村鎮已經建立行業協會、行政執法、知識產權糾紛調解委員會和司法四位一體的體系。
中國近幾年科技創新取得長足進步,科技創新又與制造業深度融合,促進了制造業的升級。無論是新興的高技術行業,還是傳統產業,其基本的運作模式正在悄然發生著轉型。
全員勞動生產率提高。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4年國家全員勞動生產率為72313元/人,比上年提高7.0%。2016年我國全員勞動生產率為94825元/人,比上年提高6.4%。2017年我國全年全員勞動生產率為101231元/人,比上年提高6.7%。
制造業的轉型,對勞動力的需求也逐步從數量向質量轉型。我們也可以說,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從依靠人口紅利轉向依靠科創紅利。
實際上,產業轉型和升級對中國人口學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是勞動力供給減少的問題。更重要的反而是對勞動力的素質提出更高的要求。
近年來,隨著中國教育投入的大幅度增加,教育水平也大幅度提升。根據教育部發布的《2017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全國各類高等教育在學總規模達到3779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5.7%。全國共有普通高等學校2631所(含獨立學院265所),比上年增加35所,增長1.35%。其中,本科院校1243所,比上年增加6所;高職(專科)院校1388所,比上年增加29所。全國共有成人高等學校282所,比上年減少2所;研究生培養機構815個,其中,普通高校578個,科研機構237個。
同時,中國制造業積累了大量的高素質從業者。根據《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2015年我國高等學校本科工科類專業點數約1.6萬個,工科類專業本科在校生525萬人、研究生在校生69萬人;高等職業學校制造大類專業點數約6000個,在校生136萬人;中等職業學校加工制造類專業點數約1.1萬個,在校生186萬人。
但是制造業的智能化升級,機器換人雖然節省了勞動力,卻對勞動力的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方興未艾的“機器換人”背后的隱憂是相應技能工人的供給和儲備還遠不能滿足產業快速發展的需求。我們來看媒體報道的一些具體描述。
“哪怕是最簡單的上機操作,學起來最短要一兩周,長的要幾個月。普通產業工人一般難以勝任,最起碼要高中文化,還要有一定的技術底子。”以廣州數控的電機軸生產為例,原來需要三四個工人,每個人在不同的位置上分工操作,而在采用機器人后,只需要一個工人做生產線的看管維護與保養,但是對這個工人的綜合能力要求提高了,他要懂銑打機,要懂車床,要懂磨削工藝,要懂電氣聯調,還要懂機器人,這是一個綜合化和高端化的技能要求。
根據工信部的的發展規劃,到2020年,工業機器人裝機量將達到100萬臺,大概需要20萬工業機器人應用相關從業人員,由此可見,工業機器人行業技能工人的需求巨大,但是從供給側來看,技能工人的培養培訓數量遠達不到實際所需,技能短缺嚴重。
從缺勞動力到缺人才,才是未來我國制造業面臨的重要問題。我們來看《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列舉的十大重點領域制造業人才缺口。
最后,回到人口問題這個起點。危機背后也是機遇。正是2000年以后,面對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這個危機,導致了國家和企業紛紛出臺應對措施。可以說,中國產業升級也正是勞動力成本步步攀升“倒逼”的結果。
日本的經驗也值得我們借鑒。從1990年到2017年,日本0-14歲人口占比從18.2%下降到12.3%,60歲以上人口則從17.5%上升到了33.9%——老人的數量接近兒童的3倍。
如何應對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是日本社會面臨的突出問題。在這樣的壓力下,智能化成為了日本經濟社會轉型的鑰匙。日本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熟知的許多電機半導體企業拋棄了白色家電、電腦、手機等傳統產業,致力于人工智能(AI)、大數據、物聯網(IoT)、機器人等新產業的研發,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日本在過去十幾年間,逐步形成了創造未來高智能社會的條件與環境。
面對挑戰,辦法總比困難多,關鍵是我們不能停下科技創新和應用科技創新的腳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