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有關產業的部分，最大的亮點有兩個：一個是，首次提到的“中國制造2025”計劃;另外一個是：“互聯網+”行動，推動物聯網與現代制造業結合。實際上，這兩個亮點都隸屬于同一個母題，即打造中國自己的工業4.0體系。

談到工業4.0，不能不提到德國。作為一個由德國正式提出的國家戰略，“工業4.0”被很多人“誤讀”為一種恒定的產業模式和標準。但“工業4.0”實際上，更多的是一種浮動的體系，一種全新的看待產業發展的角度，一種開放式的發展邏輯。

工業4.0的核心就在于智能，無論是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結合，還是高度靈活的個性化和數字化產品與服務模式，其本質都是智能制造，而新一輪產業變革的關鍵，在打造屬于自己的智能制造產業體系。

去年10月，李克強總理訪德期間，中德雙方共同發表《中德合作行動綱要》，并宣布兩國將開展“工業4.0”合作。而這次合作，并不“山寨”德國具體的產業政策和方法，而是學習德國全新的產業發展理念，并因地制宜，打造中國自己的工業4.0體系。

縱觀去年國務院出臺的一系列產業政策，以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正在從兩個方向著手打造：一個是，將政府從運動員變成裁判員、服務員，打造一個鼓勵創新、有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另外一個是，轉舊扶新，通過提質增效升級，走創新驅動發展之路，打造中國制造升級版，變中國制造為中國創造。

先說第一點，長期以來，政府習慣了對產業、企業和市場的過度干預，這在塑造了中國目前的產業形態的同時，也帶來產能過剩、重復建設以及抑制創新等副作用。“只有拔掉雜草，稻谷才能長得茂盛”。因此，去年起，政府出臺一系列產業政策，限制政府行政干預，釋放市場調節能量，全力當好市場秩序的“裁判員”和改革創新的“守護神”。

2014年，各部位部委及相關部門相繼頒出條文：一方面，為政府產業園戴上緊箍咒，包括工業用地集約要求、剝離城投公司融資功能、清理地方優惠政策等;另一方面，為市場釋放多重利好，包括鼓勵工業用地二次開發、支持探索PPP模式、刺激科技服務業等政策。

除此之外，政府還主動出擊，從金融改革和科技創新等方面，力爭為中國版工業4.0做好配套。總額達400億元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完善科技成果轉化、職務發明法律制度等等，都為中國制造轉型升級夯實了地基。

接著說第二點，誠如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說，我國發展面臨“三期疊加”矛盾，資源環境約束加大，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數量擴張的發展方式已經難以為繼，必須推動經濟在穩定增長中優化結構。

另一方面，我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形成了“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更寬廣的技術選擇，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也使得我國工業化進程能在時間上被大大壓縮，為我國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跨越發展提供了可能。

而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既提到“把一批新興產業培育成主導產業”，即加大力度支持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發展，為它們“培土施肥”，打造中國經濟新的“發動機”;又提到“推動傳統技術改造”，即致力于傳統產業“挖潛開荒”，推動高端化、低碳化、智能化改造，促進“老樹發新芽”。

從今天回看去年10月李克強總理訪德之旅，更像是一次中國政府主動出擊的取經之旅，學習德國產業發展的眼光，學習德國培育工業4.0的經驗與過程，然后因地制宜，取長補短，塑造自己的環境、升級自己的技術、創造自己標準，并最終系統、科學的打造出中國自己的工業4.0體系，從而加速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的轉變。